“宗教”与“科学”96年台海事件三个叛徒是谁

陈炎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颇为复杂，不同类型之宗教与不同定义之科学的关系亦不可一概而论。在很多人看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科学是造福人类的良药，二者之间势如水火，是完全对立的。然而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宗教有感性的，如狄俄尼索斯崇拜；也有理性的，如阿波罗崇拜。前者固然与科学南辕北辙，后者却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宗教”与“科学”这对概念进行一番简单的界定。

2023年7月，教育部启动实施全国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名匠）名校长培养计划，每年遴选一批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和高等职业院校（含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从事一线教育教学的在职在岗骨干教师或具有绝招绝技的技能大师，进行为期三年的集中培养，旨在打造一批理想信念坚定、师德高尚、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突出的双师型名师（名匠），一批办学理念先进、办学定位准确、勇于开拓创新、精通现代职业学校治理的教育家型名校长。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专家综合评议，教育部确定了首批“三名”计划高等职业院校名师（名匠）培养对象210人、中等职业学校名校长培养对象50人，培养基地23个。

什么是宗教？从疯狂放纵的酒神崇拜，到禁欲克制的日神崇拜；从主张超越轮回的佛教，到祈求长生不老的道教……有神的、无神的、禁欲的、纵欲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宗教真可谓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然而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上看，这些宗教莫不是精神异化的反叛形式。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异化过程。只有当人离开了自然的怀抱，并且挣脱了社会的束缚之后，才能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便不得不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与孤独，便不得不遭受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纷扰。换言之，人是一种生存于时间和空间、自然和社会中的有限存在物。无论凭借肉体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人都不能完全超越其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超越其给定的自然和社会而进入一种永恒和自由的境界。于是，为了摆脱这种文明的宿命，人类制造了各种不同的信仰，并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各种不同的仪式来探索和获得这些信仰，于是便有了各种不同的宗教。简言之，作为一种实为有限却渴望无限、实为必然却渴望自由的存在者，人需要制造一种意识形态以获得终极的关怀和精神的慰藉，当这种关怀和慰藉以信仰的形式出现时，便有了宗教。在历史上，人类获得宗教信仰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感性与理性两种形式，前者如肉体迷狂的狄俄尼索斯崇拜，后者如精神迷狂的阿波罗崇拜。[1]从人类的文明谱系来看，前者在感性的层面上与体育活动相关，后者在理性的层面上与科学相联。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同什么是宗教一样，这也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从古典的理性主义到近代的实证主义，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到库恩的范式主义，人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传统的观念，只有数学化、逻辑化的知识，才是科学理论，否则都是低级的技术和经验。在一般人心目中，称得起为‘科学’的知识，都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和概念，并且有一套严密的推理把它连结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知识体系。类似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里，写在各国的百科全书中。这类概念，可称为科学的‘严格概念’。”[2]

按照这种传统而又严格的概念，我们可以将科学看成是人类有关客观世界的知识系统或理论系统。“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或理论系统，它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有机构成：（1）实验事实（这是整个知识系统的基础）。（2）基本概念（由实验实事中抽象出概念，再从诸多概念中提炼或挑选出基本概念）。（3）原理及定律（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一般由归纳得出或假设提出，它们作为理论系统的逻辑基础）。（4）逻辑推演系统（由逻辑概念出发，利用逻辑法则及数学方法进行推理）。（5）一系列具体结论（逻辑演绎的结果，可与实验实事直接比较）。”[3]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活动虽然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但它必须经过由经验归纳到演绎推理，即超越具体的感性经验而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的逻辑过程。

在对“宗教”和“科学”这对概念进行了简单的界定之后，让我们来看看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也已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产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一

我们知道，数学是全部自然科学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在严格的概念、范畴基础上，并以演绎和推理为工具的数学，则是希腊人发明的。“有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欧多克索斯（Eudoxus）、欧几里得和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等这样一批伟大学者，创立了一门内容丰富、令人惊叹不已的第一流的学科——数学。”[4]

当然了，希腊人的数学研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的思想显然受到了埃及和巴比伦等文明古国的影响。例如，早在古埃及时代，人们为了计算谷物、土地和金字塔的需要，便已发明了简单的代数和几何。但是，“埃及人的数学，产生于生活和生产实践，又广泛应用于生活和生产实践。他们计算赋税、丈量土地、测量距离、计算时间，并没有使用高深的抽象数学理论，而只是运用简单的算术，以具体图形提供实际的解决办法。”[5]所以，“对埃及人来说，一条直线只不过是一段拉紧了的绳子，或者在沙土地上画出的一条线，一个矩形就是将一块田地围起来的篱笆。”[6]埃及人将代数上的“未知数”称之为“堆”，表示“一堆谷物”的意思；而将“几何学”（geometry）一词的意思，归结为“土地测量”，这与中国古代的筹算法颇为相似。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的计算不是用记数文字直接进行，而是用算筹。在开始的时候，人们是用一些小树枝来计数，一根小树枝代表一头牲畜、一堆谷物或者一件农具。后来，逐渐形成了一套计算方法，小树枝也慢慢变成了竹制、铁制、牙制的小棍，外形规格齐整，这就是算筹。筹算可以进行整数和分数的加、减、乘、除、开方等各种运算。直到元、明以前，筹算一直是我国的主要计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用于计算的筹码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但其尚未完全脱离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概念。

如此说来，尽管古埃及等文明古国的数学研究也曾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又普遍存在着抽象不足的局限。“希腊时代以前所有的数学，都以经验积累为其特征。”[7]“希腊人却仍然坚持，所有的数学结论只有通过演绎推论才能确定。由于坚持这种方法，希腊人抛弃了通过经验、归纳或其他任何非演绎的方法得到的所有规则、公式和程序步骤，而这些方法在以前数千年的文明里，一直被看作是数学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8]

“为什么希腊人偏偏要坚持在数学中运动演绎证明呢？为什么他们要抛弃像归纳、试验和类比这样一些有用、富有成效的获得知识的方法呢？通过他们精神活动的特点，剖析希腊社会的本质，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希腊人是天才的哲学家，他们热爱理性，爱好精神活动，这就使他们与其他民族有着重大区别。”[9]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希腊人热爱理性、爱好精神活动呢？这恐怕就要在希腊的早期宗教中去寻找原因了。

我们知道，几何学上的“勾股定理”一直被人们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普罗克洛在《欧几里德＜几何原理＞注释》中甚至认为，就连“数学”这个词也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使用的。然而在历史上，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毕达哥拉斯教派是一个有着严密教规的秘密宗教团体。它的主要教义原则是相信灵魂不死和灵魂轮回，但是，可以通过宗教实践净化灵魂，使灵魂摆脱轮回而与天上的神灵合一。”[10]作为此一教派的教主，毕达哥拉斯是生于希腊小岛上的萨摩斯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学术游历之后，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属地克劳东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社团。参加这个社团的成员财产归公、地位平等。他们在入会的时候要举行一系列的神秘仪式，入会之后则有着很多的宗教禁忌，如不穿毛衣，不吃豆子等。他们过着简朴、禁欲、自制而又服从的生活，几乎将全部的身心奉献给数学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视为不可泄露的组织秘密。他们相信数学研究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与超验的宇宙主宰融为一体。

那么，建立这个宗教神秘组织的毕达哥拉斯本人又何以偏偏选择了数学研究作为其宗教信仰的寄托方式呢？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正像杨振宁指出的那样，“数学的基本方向与目的都是和实际相脱离的。”[11]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如何小心翼翼地摆弄我们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因此，要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与推论，即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就必须将对象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等人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进行研究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除此之外，许多古代典籍都有着毕达哥拉斯被人们直接称颂为阿波罗的记载。杨布利柯在《毕达哥拉斯传》中这样描写这位数学学科的创建者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有些人称他为皮提亚的阿波罗，有些人称他为许佩玻瑞的阿波罗，有些人称他为医药之神阿波罗，有些人认为他是居于月亮中的一个精灵，有些人甚至说他是另一个人形的奥林匹亚神。他向同时代人显灵，给世俗带来有益的新生活。由于他的降临，把幸福的火花和哲学带给人类，作为神的礼物，那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也不能有更大的善了。因此，到今天还流传着，用最庄严的方式公开赞扬这个长头发的萨摩斯人。”[12]

我们知道，在阿波罗的诸种功能中，音乐具有神秘的性质。而康福德在《从宗教到哲学》一书中指出，毕达哥拉斯用数学代替音乐而成为探索彼岸世界的途径和精神沉醉的手段。事实上，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研究中，音乐也确实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希吕托在他的《驳众异端》中指出：“他对数作了深刻的研究，断言宇宙进行歌唱，并且是被和谐地构成的，他又是第一个将七星的运动归为旋律的人。”[13]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毕达哥拉斯为什么要用圆规和直尺来代替阿波罗的七弦琴了。正像一些学者所推测的那样，“首先意识到数学理性力量的希腊人，他们虔诚地认为诸神在设计宇宙时利用了数学，并且敦促人类去揭示这种设计的图式。希腊人不仅在他们在文明中给予数学以重要的位置，而且首先创造了对人类文化有深刻影响的数学思想的榜样。”[14]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天体的运行轨道，还是音乐的节奏旋律，都体现了某种神秘而和谐的数量关系，于是，从事数学研究，也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正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因此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里，发现了到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所以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则，在感官事物与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构成一座桥梁。”[15]

总之，“从毕达哥拉斯教派开始，希腊人产生出一部宗教与哲学浑然一体的宗教新形式，它以理性的方式探讨宇宙的神性本质。这种宗教无论与传统的奥林匹斯宗教，还是与狄俄尼索斯的神秘宗教相比都非常不同。对传统的奥林匹亚宗教来说，神以一种秩序高高在上地统治着人们，而神本身是非理性、非伦理的；而现在，神开始转变为宇宙的本源或宇宙秩序，它是人们凭借理性可以认识到的，同时它又与人类身上的神性部分——灵魂同源。对狄俄尼索斯神秘宗教来说，神作为宇宙的超自然本体，只有在极端非理性的状态中才能与人合一；而现在，恰恰相反，人只有采取超然旁观的理性态度，才能认识神的本质。”[16]

毕达哥拉斯有句名言：“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17]因而说到底，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原”这一超验存在的有效途径。“毕达哥拉斯学派，随后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和宗教学派，宣称他们已经将算数——商业的工具，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已经使之超越了商人的需要。他们寻求的是知识，而不是财富。柏拉图则说，算数应该用于追求知识，而不应该用于贸易。因此他宣称，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从事商业贸易是一种堕落，他希望把商业贸易职业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应该予以惩罚。亚里士多德则宣称，在一个完美的国度里，公民不应该从事任何手工艺操作技艺。阿基米德虽然在实用发明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更为珍爱的依然是在纯科学方面的发现，而认为任何一种与日常生活有联系的技艺，都是可耻的和粗俗的。”[18]据说，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毕达哥拉斯教派曾举行过一次“百牛大祭”。然而我们却很难设想，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这一定理的发现能够在一代人的手中创造出一百头牛的价值。由此可见，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所以要进行“百牛大祭”，只是由于他们坚信，通过“勾股定理”的发现，自己与神明更接近了一步。这种对待科学的宗教态度，当然不仅仅限于数学。“像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希腊哲学家是天文学迷。他们研究天空，以探求宇宙的种种神秘现象。但是，对于天文学在航海和历法方面的应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却几乎没有关心过。”[19]

这种不是出于物质的需求而是出于宗教的需要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做法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希腊人坚持演绎推理是数学证明中惟一的方法，这却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它使得数学从木匠的工具盒、农民的小棚和测量员的背包中解放出来了，使得数学成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思想体系。在这以后，人们开始靠理性，而不是凭感官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正是依靠这种判断，理性才为西方文明开辟了道路。因此，希腊人以一种比其他方法更为高超的方法，清楚地揭示了他们赋予了人的理性力量以至高无上的重要性。”[20]克莱因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21]而在笔者看来，从发生学意义上讲，希腊的数学研究也是一种宗教精神，一种阿波罗精神。

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上述考察，不得不使我们重新考虑科学产生的原因和动力问题。西方学者指出：“一些‘具有社会头脑’的作家断言，数学完全或者主要是由于实际需要，如需要建筑桥梁，制造雷达和飞机而产生或发展的。这种断言也是错误的。数学已经使这些对人类方便有用的东西成为可能，但是伟大的数学家在进行思考和研究时却很少把这些放在心上。有些人对实际应用漠不关心，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成果的应用在百年之后才实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数学玄想，比起货栈职员采用‘+’号和‘－’号的实际行动来（这曾经使某一作家深信‘数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仍是由日常的生活所致’），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22]中国学者辜鸿铭也指出：“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23]事实上，正是为了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才使得欧洲历史上的毕达哥拉斯们几乎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这一在其产生之时并无实际效用的事业；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超越现实功利的科学追求，才使得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使用演绎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零打碎敲。

这样一来，宗教与科学的结合便同时提供了动机的超越性和方法的逻辑性两方面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出现，也正是西方科学得以长足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

由于有了超越性的动机，使得西方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很自然地将对宗教的殉道精神逐渐转化为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从而造就了无数阿基米得、哥白尼、布鲁诺式的科学家。而他们所留下的故事，不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公元前221年，当罗马大军攻陷叙拉古城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在沙地上演算着几何题。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兵器，这位日神般的数学家镇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请求：稍等一下，让我先解完这道题……。为了确立“日心说”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理论，哥白尼几乎耗尽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弥留之际终于使《天体运行论》一书公之于世……。而为了坚持这一科学结论，布鲁诺曾不断遭受处分、监禁、开除教籍，直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同样是由于坚持真理，伽利略晚年饱受罗马教廷的囚禁和迫害，然而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却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并最终完成了现代物理学史上的第一部杰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讨论》……。牛顿原本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正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无神论的恐惧，才使他以毕生的精力来探讨宇宙的秩序，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不仅如此，就连“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也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绪，并进而将这种炽热的宗教情绪转化为执着的科学研究……。文化的发展真可谓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过去我们只知道宗教是科学的大敌，却从来没有想到，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同时又可以是科学的前身和动力。

简单地翻阅一下西方科学史，我们就会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哥白尼出生于波兰托仑城的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早年丧父后由身为大主教的舅父瓦琴罗德扶养成人。在波罗尼亚求学期间，他认识了意大利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诺瓦拉，并追随其一起研究天象。而后者则深受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认为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结构应该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关系加以表达，而不会像托勒密体系那样繁琐。“值得注意的是，《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出版，成为自然科学向神学统治的挑战，这一点，是哥白尼本人没有想到的。动机与效果相悖，是体现在许多信教的科学家科学活动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哥白尼是一个典型……。”[24]

布鲁诺青少年时代曾进入那不勒斯最为著名的圣多米尼克修道院接受教育，并因才华出众而受到过教皇的接见。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最终使其与《圣经》的表述发生矛盾。在《论无限、宇宙与众世界》一书中，他表达了比哥白尼更为激进的宇宙观念，即认为哥白尼所描绘的太阳系在宇宙中不止一个，而是无数个。然而，这里所谓的“激进”，并不是出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而是基于一种更为古老的神学思想。研究布鲁诺的著名学者耶茨指出：“布鲁诺混杂着宗教使命的哲学思考，深深地浸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巫术和赫尔墨斯源泉。”[25]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是古埃及的智慧之神，相传曾著有巫术、宗教、占星术、炼金术等方面的著作。凭借这种古老宗教的力量，布鲁诺坚信上帝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只有无限的无中心的宇宙才能体现上帝无限的创造力，“上帝的荣耀不仅在于一个，而在于无数个太阳；不仅在于一个而在于成千上万个地球，我要说，在于无限个世界。”[26]过去，我们只知道，烧死布鲁诺的是一群可恶的宗教徒；然而我们却不知道，支配着布鲁诺去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样是一种由忘我的宗教热情转化而来的无私的科学精神。唯其如此，布鲁诺才能够视感性生命于不顾，而在科学的探索中达到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

同布鲁诺一样，开普勒也曾在宗教冲突中受到过天主教徒的惩罚和恫吓，并因此被迫离开奥地利而逃往匈牙利，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无神论者。这位发现了行星运行的椭圆型轨道，从而创立了行星定律的天文学家，在《宇宙的秘密》一书的前言中曾激动地写道：“献身天文学的人是多么幸福啊！他们淡薄世人庸俗的乐趣，上帝的杰作对他们来说是超乎一切的，而他们的研究将为自己带来最高尚的快乐。”[27]

伽利略早年曾进卡马多斯修道院学习，并加入修道会。1610年，他用自己制造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周围的卫星、金星的盈亏现象，以及太阳黑子。这些观察的结果，使他体会到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比托勒密的体系更为科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篇依据地球运动而解释潮汐现象的文章。显然，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触犯宗教，否则他就不会将文章送到红衣主教奥西尼的手上。当然了，事件在后来的发展已完全超出伽利略的预料。钱时惕在《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一书中写道，“我们没有把哥白尼、伽利略描述成反对神学统治的自觉斗士，因为，这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并不因此，而贬低哥白尼、伽利略在反对神学统治中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在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年代，敢于对基督教会支持的托勒密学说提出挑战，尽管是从维护教会权威的主观愿望出发，也是要足够的勇气与胆识。”[28]问题在于，是谁赋予了伽利略这种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还是让伽利略用自己的话来回答吧：“上帝在自然界万千变幻中向我们展示的令人赞叹的东西，并不比《圣经》字句中的少。”[29]因此，违背《圣经》并不意味着反叛上帝。

波义耳在重新界定元素的基础上将化学确立为科学。他早年受伽利略的影响，其著名的《怀疑派化学家》就是模仿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撰写而成的。与伽利略一样，波义尔也主张对自然的研究应以观察和实验入手，他的名言是：“人之所以能效力于世界，莫过于勤在实验上下功夫。”但是，波义尔为什么要效力于这个世界呢？他在死后的遗嘱中表达了这一超验动机：用自己的遗产设立一个年俸50英镑的讲座，由神学家或牧师一年讲道8次，要求他们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神圣的上帝和基督教义。

牛顿出生于英国林肯郡的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家庭，他的继父、舅舅都是牧师，抚养他长大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青年时代，牛顿进入培养神职人员的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数学、物理和神学，为的是通过研究上帝创造的自然来理解和证明上帝的伟大。因此，这位“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却又主张“引力可以使行星运动，但是没有神的力量就决不能使它们作现在这样的绕太阳而转的圆周运动；因此，由于这个原因和以及其他原因，我不得不把这个宇宙系统的设计归于一个全智的主宰。”[30]这就是所谓的“神的第一推动力”。不要以为这种说法只是牛顿对待神学的语言策略，到了晚年，牛顿真的把主要的精力直接运用于神学的研究和思考。

达尔文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在他进行环球旅行之前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在后来的科学考察中，他渐渐发现了《旧约》中有伪造自然历史的痕迹，尽管其《物种的起源》一书摧毁了上帝造物的神话，但我们仍然不能断定，达尔文本人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们极其困难或甚至不可能把这个广大的奇异的宇宙，包括人类及其对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洞察能力在内，想象成为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的结果。我在作这样的思考时，就感到不得不诉诸于造物主，他具有高度的理解力，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类的理性；也就是说，我应该被称为有神论者了。”[31]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吧。在这位科学家的心目中，始终充溢着一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说：“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使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32] “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33]

这些不胜枚举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复杂联系。正如没有狄俄尼索斯式的感性迷狂，就不可能有西方意义上的竞技体育一样；如果没有阿波罗式的精神沉醉，就不可能有西方意义上的理论科学。

三

如果说，超越性的动机促使着科学家们进行着忘我的工作；那么，逻辑性的方法则保证了这一工作系统而严格地进行下去。自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人用数学和逻辑取代了阿波罗那美妙的旋律之后，西方人便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据今道友信的分析：“逻各斯在希腊文中主要有以下七种意思：一，理性；二，语言；三，逻辑；四，命题；五，推理；六，理法；七，真理。……因此，哲学家的思维也就成了‘逻各斯’环绕那各个相位的内在运动。也就是说，哲学家的理性，通过语言，按照逻辑来进行推理，阐明宇宙的理法；在确立命题时获得真理。”[34]不难看出，这种宗教哲学家追问世界本质、建构信仰体系的思维方法，也正是后来的科学工作者追问物质本质、建构科学体系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逻辑”（logic）一词就是希腊语“逻各斯”（λσУοs）经由拉丁文的logica演变而来的。而作为希腊人思维方式的理论概括，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也成为演绎推理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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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即使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西方人也没有停止理性的思辨训练。“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着手为神学提供坚实的逻辑结构，将基督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糅合在一个理性的体系中。他努力的结果，是他那本《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的问世。这部著作对基督教神学给出了自创建以来最透彻、最全面的解释。而这本书中材料的组织安排，使他这部著作赢得了‘神学中的欧几里得’的美誉。”[35]“因此，中世纪晚期的学者，特别是经院哲学家，不仅为近代数学和科学的诞生提供了理性环境，而且给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思想家传授了这样的观点：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的方法能为人们所领悟。”[36]于是，人们便在领悟上帝的过程中进行概念、判断、推理；于是，人们便在领悟上帝的过程中成就了科学。

这种由希腊人开创、并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逐渐强化的逻辑演绎的方法，虽然较为忽视经验材料的感性积累，其直接的思辨结果也很难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方中世纪文明的裹足不前。然而，如果我们从更为长远的观点上看，它却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保持了西方人的思辨能力，从而为未来的科学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而一旦这种传统的逻辑思辨能力与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经验归纳方法结合在一起，便会获得历史性的飞跃，从而建构起近代科学的体系。正像丹皮尔所指出的那样：“经院哲学的代表人采取了解释者的态度；创造性的实验研究是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合的。可是他们理性的唯知主义，不但保持了而且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一旦摆脱了经院哲学权威的桎梏，就吸取了经院哲学的方法给与他们的教训。他们本着自然是一致的和可以了解的信念，开始进行观察，用归纳的方法形成假设以便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然后又用逻辑的推理演绎出结论，再用实验去加以检验。”[37]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当伽利略用长短不一的绳子吊起同样重量的铅铊以观察其摆动的周期时，当伽利略将质量不同的球体从比萨斜塔上丢下以观察其降落的速度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开始向精通数学和逻辑的研究者们坦露出自己一向深藏的秘密。“近代科学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在科学活动中选择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由伽利略提出的、并且为他的后继者追求的新的目标，就是寻求对科学现象进行独立于任何物理解释的定量的描述。如果把近代科学与以前的科学活动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将会更加懂得科学中这一新观念的革命意义。”[38]换言之，近代科学不仅是以经验为前提的，而且是以逻辑为保障的；不仅是以定性为前提的，而且是以定量为保障的；不仅是以实验为前提的，而且是以数学为保障的。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凭借着自身的理性能力，一只手抓住实验，一只手抓住原理：在实验基础上归纳出原理，在原理的指导下再进行反复实验，这其中数学仍然起到了定量分析的重要作用。“伽利略的规划包含3个主要的特征。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并使它们能包含在数学公式中；第二，分离出并且测量最基本的现象的性质，这些在公式中就是变量；第三，在基本的物理原理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39]于是，从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论》，西方人将传统的逻辑思维与现代的实证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

“在伽利略研究科学的方法中，还有另一个基本要素，后来这一要素被证明也十分重要。应该为科学建立数学模型。”[40]“随着自然科学内容的变化96年台海事件三个叛徒是谁，其术语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术语越来越接近数学术语：精确、清晰、简便和普遍符号化。科学也开始大规模使用更为抽象或理想的概念。”[41]我们知道，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之所以研究枯燥乏味的数学问题，是为了宗教哲学的目的，他不可能想象两千多年后的比尔·盖茨会通过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将人类带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同样的，如果西方的科学家只对身边的感官对象和日常生活发生兴趣，而没有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就不可能开辟出宏观的外层空间和微观的物理世界，就不可能产生出基因技术、核能技术、超导技术、纳米技术等无数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科学成果……。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反思宗教与哲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耳边再次响起毕达哥拉斯那句神秘的格言：“数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