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榕：新中国刚成立时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一大会址究竟在哪曾经是未解之谜|《黄浦的夕潮》书摘

2021-9-22 9:04:00 来源：易文网

  一大会址在哪里？这一问题似乎很好回答，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秋，答案还不清楚。中央要求上海调查清楚后立即上报。  其时离次年7月建党30周年，不到一年时间。上海市委指示宣传部，宣传部又指派当时的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市委宣传部干事杨重光等人负责寻找。沈、杨不敢懈怠，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  当事人、知情者提到的地点有好几个，大体认定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的石库门房子里，但具体位置不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九千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居民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70%，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其时距会议召开的1921年，尚不到30年，与会者尚有好几位健在，只是一些健在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要直接联系恐有不便。即使后来联系上了，也因时间久远，难以直接指认一大会址。  于是在建党30周年之际，一大会址具体在哪里，竟然成了未解开的谜。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首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因为这条弄堂的变化不大。当年有许多共产党人到过那里，并在里面借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在那里居住过的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也证实，“那里不仅是陈独秀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现的第一处革命遗址，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有了初步的成果，寻访人员信心倍增。可是一大会址在哪里呢？眼看时间愈来愈紧迫，大家感到非常焦虑。  当时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发行量很大，书中提到过一大召开的情况：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亦即成立大会。……远道来的代表们住在法租界蒲柏路博爱女子学校里（那时该校已放暑假，校中只有一个校役和一个厨子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七一的晚上，在这学校里秘密举行的。接着就在李汉俊的家里（在法租界贝勒路）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  寻访人员以此为依据，认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点，就是在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的“博爱女校”举行。  蒲柏路颇为安静，也不算长，马路两边和周边大多也是石库门弄堂，不同于法租界西南地区的新式公寓、洋房。但是走完蒲柏路，沈之瑜和杨重光等人也没有找到“博爱女校”，问老居民，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校名。  后来有一位老居民说，会不会是萧三写错了？他说，这条路上并没有博爱女校，当年只有一所博文女校，具体地址在蒲柏路127号。他们找到了这栋石库门房子。该楼面积较大，此时已经住进了多户人家，脏乱不堪，大体了解到，原先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都是教室，共六间，后面有厨房和厕所，周围环境僻静，完全有条件作为学校，并且可以在此召开会议。  那么，究竟是叫博爱女校，还是博文女校？在一条路上，设立两所女校的可能性显然不大。通过其他资料和实地考察，寻访者断定，萧三一字之误，蒲柏路上没有博爱女校，只有博文女校。  市委宣传部派人带着照相机，拍了一组博文女校的照片，当时，博文女校已经非常破旧，且挤进了十多户人家居住，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因此并未进入内部拍摄，现在留存的博文女校1950年代照片，也没有一张是房屋内部的。  照片冲洗出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派杨重光等人赴北京，设法通过中宣部关系，将照片呈报毛泽东、董必武等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成员，让他们回忆确认，博文女校是否就是当初一大开会的地址。  但北京方面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之寄宿处，这一点没有异议。并且明确告知，一大会议地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  于是寻访人员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贝勒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找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  据房东说，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望志路）共有五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当时健在，也说他们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的缘故。  唯一有所变动的是，从外面看，望志路106号正门的墙上，横写着“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外墙也加高了不少。因此从沿马路几乎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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